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脉络中，福柯、德勒兹与韩炳哲的思想为我们洞察社会运行机制、个体生存境遇以及权力的隐秘运作提供了深邃视角。
福柯身处20世纪中后期，彼时西方社会正历经剧烈变迁，新兴的权力形式如毛细血管般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福柯敏锐捕捉到这一转型，以“生命政治”、“规训社会”等理论揭示权力对个体的塑造。
德勒兹活跃于同一时期，面对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人的异化、精神的禁锢，他从哲学高度剖析社会欲望机器的运转，探寻个体摆脱禁锢、实现精神游牧的可能路径。
韩炳哲则直面当下21世纪信息爆炸、全球化深入、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症候，精准诊断出功绩社会中个体面临的倦怠、抑郁等精神困境，剖析现代社会对人性的侵蚀和作用。
作者以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以及韩炳哲的《倦怠社会》三本著作为例，也基于他们的其他重要著作和其他学者的相关领域著作，尽可能把握其社会批判的理论进路，力求挖掘三位思想家的理论精髓，如剖析福柯的知识-权力、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与韩炳哲的功绩差异与关联，分析从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到功绩社会的转变进程里权力运作、个体心理及社会结构变化；并同时以比较分析法贯穿对比三人所处时代背景、理论侧重点与批判路径，清晰勾勒思想传承与创新轨迹，并引入现实社会现象，如优绩主义、职场过劳、社交媒体沉迷等，映照理论对当下的阐释力，进而为理解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提供理论镜鉴，探寻个体在困境中的逃逸可能性。
二、福柯：规训社会的权力—知识如何塑造主体古典时代的君主权力到现代的规训权力的范式转变的推动力出现于18、19世纪封建制度向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所引发的“现代性”的变革之中，并反过来加强这种趋势。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我们已身处“规训社会”之中，无形的规训权力像毛细血管渗透至生活各个角落，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思维，和社会秩序。福柯深入权力—知识的概念，从微观的权力物理学到宏观的生命政治技术探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福柯首先描绘了刺杀君主的达米安被公共场合处以四马分尸的场面，并进一步发出诘问：为什么从那时到现在，人口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犯罪率在大幅下降，同时惩罚手段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是否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呢？
而福柯的答案是——“刑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从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并且
“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可以肯定地说，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
即是说惩戒的严峻性减弱毋宁说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表象，真实发生的历史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在新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发生了从否定性的、以“消灭”为关键词的“君主权力”到肯定性的以“生产”为关键词的“规训权力”的变化，而权力作用的对象也从“精神”转化为“肉体”，这种转变的背景是多维度的——
经济上，工业革命推动工厂制普及，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劳动力需求大增且要求具备纪律性与规范性；政治上，民族国家构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需有效治理手段维稳促发展；文化上，启蒙运动理性精神传播，学校教育与军队改革等变革相互作用。
从而规训权力作为一种微观物理学，细腻入微地作用于个体。以监狱为例，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堪称典范。其独特建筑构造——环形布局搭配中央瞭望塔，让狱警身处塔中便能将囚犯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囚犯却无法知晓何时被监视，在这种持续被凝视的潜在压力下，囚犯不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实现自我规训。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
新的规训权力不再像古典时代的君主权力一样通过仪式化的毁灭方式宣告自身的软弱和暴虐，转而依靠对于话语—秩序的生产以产生“驯顺而有用的肉体”为己任。
然而，监狱从来没能真正消灭犯罪，从18世纪开始，刑满释放的犯人就常常再度犯罪。针对这种“累犯”现象，福柯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监狱的作用不是消除犯罪，而是利用犯罪来规制社会。因为以惩罚符号、规则裁决、时间意识、仪式化检查和层级监视为手段的的社会规训无时无刻不在社会的各个微小空间，比如工厂、军队、学校、诊所中产生作用。
在学校场景里，作息时间表精准规划学生每日学习、休息时段，课程表严格规范知识学习序列，从基础学科到专业学科循序渐进；频繁考试与成绩排名营造激烈竞争氛围，学生内心的失败焦虑与成功渴望交织，逐渐内化竞争逻辑，以分数高低评判自身价值，将追求名校、高学历、高绩点、进大厂作为人生首要目标，心灵被功利追求填满，逐渐内化学校规范，感受到了权力的流动，也拼尽全力让自己更符合一种客观模版。这些在微观层面的训练，让学生的精神不断被驯服，也习惯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遵守主流的行为模版，个性发展严重同质化。“君子不器”，但学校的培育目标从不是全人性的，最终学生满足社会要求地沦为精致的工具。
工厂车间同样如此，流水线分工精细，工人被固定在特定岗位，重复标准化操作，动作、时间受严密监控，稍有差池便可能受罚，身体被驯化为高效生产工具。空间上，工厂通过区域划分限定工人活动范围；时间上，考勤、工时制度确保生产连续性。于身体层面，工厂工人的日常作息被严格规范，从清晨踏入工厂打卡的精准时刻，到车间劳作时每道工序的操作时长、动作幅度，再到短暂休憩与用餐时段的严格把控，乃至傍晚离岗打卡，无一不被细致规划。长期浸淫其中，工人身体形成本能的顺从，肌肉记忆使其能精准、高效地重复生产动作，成为生产线上稳定的“螺丝钉”。心理维度同样深受影响，工厂工人面对高强度、单调重复劳动，起初的抵触在长期规训下转为麻木，对流水线任务的机械执行，使其创造力、自主性渐趋黯淡，视服从指令、完成定额为工作圭臬，“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被进一步异化，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人”。
总之，微观的规训权力借由对空间、时间、秩序、话语对身体巧妙操控、精细运作，将个体全方面异化和塑造为驯顺且有用的肉体，稳固支撑起社会秩序与发展架构。
让我们进一步把眼光打开到福柯的与《规训与惩罚》一书着眼时期大概相同的诸多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讲述的是疯癫的历史；《词与物》讲述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性经验史》讲述的是性话语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述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关注诊断权力话语的历史；《生命政治的诞生》关注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历史——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被何种种权力技术和知识塑造。
这其中一方面，权力驱动知识生产。“权力关系对于其他种种关系，不处于外部，不处于上层建筑......他们在此起着直接的生产作用。”比如在医学领域，伴随19世纪公共卫生体系构建，政府投入资金，设立研究机构，引导科研聚焦人口普查学、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改善等。医学知识借此蓬勃发展，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等细分学科不断涌现。但这“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背后是新兴知识服务于强化医疗体系管控，如城市规划依循卫生学原理划分功能区，医院借助医学诊断精准分类、管控病人，这服务于“生命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知识巩固权力运行。学校教育传授的知识体系蕴含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权力秩序，历史教材书写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凸显统治阶层功绩，学生学习过程即对既有权力合法性认同过程；科学知识普及让大众折服于专家权威，技术标准制定权、解释权归少数专业群体，民众在知识壁垒前默认权力分配，权力借知识权威延续统治，两者相互渗透，稳固规训社会根基。
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治理史、性史和人文科学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话语中，“今天日渐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缓缓浮现”，而这样的“现代性的主体”所以形成的规训社会，则是福柯对诸方面权力—话语的谱系学考察的总体结果，不过福柯却从未认为戒律社会是最终的社会形态，因为“生命难道不是欲望的反抗能力吗？”事实上，在他写完戒律与惩罚时，也意识到了，这种戒律社会已经处在了危机之中，而将取而代之的，也就是德勒兹所要分析的控制社会。
三、德勒兹：控制社会及其逃逸控制社会一词来源于吉尔·德勒兹的短篇《控制社会后记》。
“福柯将规训社会定位于18和19世纪，其于20世纪初达到顶峰......但是，在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规训面临了危机，这也助长了一些新兴力量的建立并且在二战后逐渐加速：我们的社会已经不是一个规训社会了，我们曾经拥有的规训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德勒兹在福柯理论基础上，察觉到社会权力运作模式在20世纪中后期从规训社会加速转向控制社会。
作为控制社会中的个体，我们之于社会就像是一片雪花之于雪崩——“一粒雪花晶体，它自身作为一种菱形的构成，在其结构的边缘上与其他雪花晶体相连，它受到一个来自所有方向的合力，这种合力被每个同处于其中的雪花晶体所传导，同时其自身也由于其构成而为其他晶体提供一个支持，从而形成了一种客观化了的秩序，一种纯然的相互规定，一种非隶属的隶属，它们不隶属或者被合并于任何所谓可能的高一层级的雪花。因为任何雪花晶体只是处于一个系统中，一个非线性决定论的系统，当雪崩发生时，可能出于一个偶然的外来刺激，但真正发生作用的，却是每个晶体的合力。”
“这就是控制社会，它正在取代规训社会。”规训社会依靠“宽阔的禁锢空间作为组织形式，个人永无止境地从一个封闭环境过度到另一个，每个封闭空间各具其法则，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学校，然后是军营，接下来是工厂，时不时是医院，也有可能是最佳禁锢环境的监狱。”
而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进步使信息传播便捷，数据能实时处理，为控制提供新手段；全球化使跨国公司影响力扩大，需要弹性控制模式；后现代思潮兴起致多元文化，促使控制策略更柔性。如互联网平台用算法推荐引导用户；大数据分析技术也是控制社会的利器，电商平台借此引导消费；控制社会权力还渗透日常生活，社交媒体算法调控信息，塑造社交和舆论，权力隐藏于代码和算法中重塑个体与社会互动模式——“事实上，就如同企业取代工厂，长期培训尝试取代学校，持续控制取代测试”，控制和规训两个概念之间有种很微妙却很重要的区别。
控制社会不再依赖封闭的空间作为权力运行的场域（从学校到工厂，从医院到家），相反控制社会的场景是大街、商场、互联网等开放场域。规训社会里，权力所作用的对象是个体 (Individual)，而一个个的被规训和生产的个体也是这种社会运作的基本单位；然而在控制社会里，属于控制的目标是分体 (dividual)，只是群体中被再次划分的特定属性，“只是无穷无尽的被确定被观测被纳入被分配的数据，而数据背后的人却隐匿了、被消解为数个指标、量度、点或者线组成的图表。数据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渗入到方方面面中建构出每个伪主体。一个个可以被删除被切换和重新装配的数据主体。”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尝试去定义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时，我们会发现，他无非是一个由体重秤上的数字，社交媒体上属于的圈层，不同的购买行为和偏好，拥有的金钱和财产，不同时间下不同的行为等等信息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也就意味，这个整体是分裂的，是由信息组成的，而所谓完整的个体 (individual) 是不存在的，在社会中存在的只有会被不停细分，被数据记录的分体 (dividual)。这就像居伊·德波所说的，在消费主义社会中，你买什么决定了你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性都坚不可摧的话，那么请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广告公司、营销策略、市场调研、或者信息采集的存在？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们是易被一套又一套的政治、宗教和消费的叙事掌控、分裂和利用的吗？
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社会里传统的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二元对立结构趋于消解；不存在全知全能的 “老大哥”及其拥护者；也不存在如牧人与被他领导的羊群；更不存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在此系统中，决策主体与被决策对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每个个体都被深度嵌入到这个系统运行机制之中。
有悖于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的美好幻想“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从而最终形成保障每个人的统一体——在控制社会里，恰恰是自由使得我们受到控制。当我们受引导做出每一笔购买，被影响产生每一种偏好，受教育相信每一种道德时，我们何尝不认为自己是自由自主的呢？在消费社会的繁杂景观中，欲望作为德勒兹的“生产性的积极力量”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一方面，欲望在广告业的强力刺激下被极大地激发——广告从业者凭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精准地挖掘出消费者内心对美好生活、社会认同以及自我实现的潜在渴望，并巧妙地将产品与这些理想愿景紧密相连。然而，在这看似自由的欲望释放表象之下，实则隐匿着诸多禁锢枷锁。消费者在广告的诱导之下，往往深陷盲目消费的泥沼，其购买决策又有几分基于真实需求的考量。而所谓的“真实需求”是否不过是另一种我们更加熟悉的虚构呢？与此同时，信用卡等金融工具的广泛普及促使超前消费成为普遍现象，消费者由此陷入债务困境，沦为消费与债务的奴隶，其自由意志在消费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岌岌可危。如此一来，欲望在消费社会的舞台上陷入 “被激发 — 盲目追逐 — 受禁锢” 的悖论循环，在控制社会中你难得自由，也无法不自由——因为“世界就是一种收敛级数的无限性......每个个体单子都表现着世界的全貌”正是你受到的一切限制构成了一切自由的可能性，同时也正是你的自由使你受到控制。
德勒兹讲，“如果你还活在别人的梦里，那么你被操了！”而在控制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系统内被凝视、消费、规定、影响、分解和欲望，同时也构成了对社会中他者的凝视、消费、规定、影响、分解和欲望；所以从德勒兹的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在“操”世界，同时也在被世界“操”——这是一种主奴辩证法，从权力关系的视角审视，“控制” 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反叛潜能。正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揭示的，主人虽在表面上掌控着奴隶，但在本质上，主人的身份确立依赖于奴隶的存在；反之，奴隶亦有可能凭借主人对其的依赖关系，实现对控制关系的逆转。唯有当被控制的客体具备抵抗乃至脱离控制的潜在可能时，控制关系方能得以真正确立——哲学本身带有一种抵抗性的目的，这种抵抗作为一种态度就在创造逃逸的可能性。
四、韩炳哲：功绩社会的精神困境“福柯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已经 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基因实验室建构的社会｡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顺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那些规训机构的围墙，过去用来分隔正常与异常的疆域,现在变成历史的遗迹｡福柯的权力理论无法阐释从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和形态上的变化｡过去流行的概念“控制社会”也不再适用于这一转型,因为其中包含了过多的否定意义。”
从福柯的规训社会到韩炳哲的功绩社会，这一叙事变革背后因素盘根错节。20 世纪后半叶起，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知识经济兴起，企业对人才需求转变，传统规训模式失势，功绩导向渐成主流。同时，个体主义思潮涌动，教育普及提供支撑，新自由主义政策营造环境，共同推动社会迈向功绩时代。
“功绩社会作为积极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兴奋剂社会’”，而过度兴奋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职场压力及行业竞争使员工长期紧绷，倦怠感接踵而至，过度操劳致身心俱疲。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多数职场人受此困扰，长期高压下抑郁等心理疾病滋生。根源在于功绩社会对效率产出的偏执追求，个体人性需求被忽视，精神防线崩溃。
“功绩社会的'自我剥削’则是一种新型暴力，是一种建立在自我肯定基础上的自我强迫。他者的目光和外在规范的隐退，带来了自由的幻象，功绩主体不再遵从他者的指令行事，而是听命于自己，他在劳动过程中自我肯定、自由自治。然而，如果过去的剥削者外在于被剥削者，那么，如今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却合为一体。”“这种新型的人类......他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自愿地剥削自我。他同时是施暴者和受害者。”
功绩社会表象下，新自由主义权力悄然操控。职场绩效文化如枷锁，员工看似自由实则被指标捆绑，如互联网企业 “996” 工作制下员工异化为工作机器。教育领域亦被功利化侵蚀，“赢在起跑线上” 口号误导，学生自由受限。新自由主义借成功竞争定义操控个体轨迹，使自由沦为权力工具，其本质是以隐蔽方式对个体进行深度规训，扭曲自由本意，造成个体在心理与人生选择上的双重困境，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中价值导向的失衡与个体在现代性浪潮中的挣扎；而其作为“内卷”的反面“躺平”又在更深的程度上加剧了抑郁—失能的循环；
“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对自由的追求不但带来工作时间的自我剥削，更加产生了对休息的倦怠和失能。
面对倦怠社会的精神泥沼，韩炳哲积极探寻救赎路径，为深陷困境的个体点亮希望灯塔。功绩社会原子化个体盛行，邻里关系淡漠、家庭交流流于形式，孤独感加剧倦怠，所以重建亲密关系网络不可或缺。但爱欲是否仍可能已变成巨大问题。
重拾沉思传统被视为关键突破口，在信息碎片化、生活节奏超速的当下，人们被海量资讯裹挟，社交媒体、即时通讯时刻抢夺注意力，深度思考空间被极度压缩。然而正是我们夺回主体性的愿望使我们丧失它——“对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定义如同那个悖论式的祈使句'请自由吧！’使劳动主体陷入压抑，精疲力竭。尽管福柯的'自我伦理学’驳斥了当时的反动政权，即对他者剥削的统治形式，却忽视了自由本身的强权特征，这也是发生自我剥削的基础。”
五、三者理论的权力与主体的比较与总结从福柯到德勒兹再到韩炳哲，权力观呈现出一条清晰且深刻的演变脉络，而权力中的主体也面目各异。
福柯所探讨的规训社会中，权力以规训机构为核心据点，借助刚性制度、刻板规章以及对时空的精细分割，构建起一种全面而高强度的监控与塑造体系，作用于个体。于学校，作息时间表与课程表明确规范学生的学习进程与知识获取路径；工厂里，生产流水线实现工人身体动作和劳动时间的高度标准化；监狱中，牢房布局从空间维度限制犯人的活动范围。通过这些方式，个体身体受到严格规训，其心理也逐渐将权力意志内化，权力运作直观且外显，个体能强烈感知其约束力量，在这种规训模式下，个体自主性被极大压抑，最终成为适应社会秩序的“驯顺主体”。
德勒兹所洞察的控制社会，权力在信息技术、全球化与后现代思潮推动下，借助大数据、算法、电子监控等新兴技术，实现深刻转型。权力摆脱传统场所限制，在虚拟与现实空间自由穿梭，实时追踪并精准调控个体行为及社会运行。社交媒体算法左右信息传播，电商平台算法引导消费偏好，权力隐匿于数字背后，以自由选择表象掩盖操控本质，个体在信息浏览与消费选择时受权力引导，其隐蔽性与流动性远超规训权力，个体陷入“被控制的自由”困境，自主性被侵蚀，成为“欲望主体”。
韩炳哲笔下功绩社会的权力呈现深度内化特征。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竞争理念促使规训力量内化为个体自我鞭策。功绩主体在绩效文化裹挟下，为追求卓越绩效和自我价值最大化，主动压榨自身时间精力，陷入“自我剥削”循环。权力借助社会舆论、成功学叙事激发个体焦虑欲望，运作愈发隐蔽内化，侵蚀个体精神世界，改变个体与权力互动模式，个体成为权力牺牲品却不自知。功绩社会主体将外在规训内化，陷入“自我剥削”状态，在绩效文化压迫下，焦虑倦怠成为常态，虽表面掌控命运，实则被功绩观念束缚，缺乏自我关怀，沦为精神荒芜的“功绩主体”，自主性扭曲，深陷精神困境，迷失自我本真。
“虽然功绩主体不再被劳动过程中的单一规范所约束，但单一绩效指标反过来更隐蔽地约束了主体的行为和选择。比如，大学生选课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这门课能否获得高分，而非从中学到感兴趣的内容；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时，优先考虑的是选题或方法能否让文章更容易在期刊发表，而非对主题感兴趣与否。”
从“驯顺主体”到“欲望主体”再到“功绩主体”，主体自主性看似提升，实则陷入更深困境。然而，困境中亦有希望曙光。福柯晚年倡导的“自我关怀”实践，鼓励个体在规训缝隙中关注自身精神成长，通过冥想、书写日记等方式，审视内心、抵抗权力侵蚀，重拾对自我的掌控权，开辟自由空间；德勒兹主张的“精神游牧”，倡导个体摆脱固定观念、身份束缚，在多元文化、思想领域穿梭，以创造力打破控制枷锁，在流动中寻获自由真谛；韩炳哲呼吁在功绩社会重拾沉思传统，让个体从忙碌追逐中抽身，在静谧思考中洞察生活意义，挣脱功利羁绊，唤醒内心自由力量，为深陷困境的人类自由探寻突围之路，启迪个体在复杂社会权力网络下重寻自由曙光。
本文系统梳理福柯、德勒兹与韩炳哲思想脉络，展现理论精妙与传承创新。福柯拆解规训社会权力架构，规训权力借空间、时间、制度精细塑造驯顺个体，知识与权力共生稳固秩序；德勒兹承继且拓展，揭示社会从规训迈向控制，权力依托信息技术隐形操控，欲望机器驱动非物质生产变革；韩炳哲直击当下，剖析功绩社会兴起，功绩主体在新自由主义裹挟下，陷入焦虑、倦怠精神困境。
权力观从福柯刚性规训、德勒兹柔性控制至韩炳哲内化操控渐变；主体概念由福柯“驯顺主体”、德勒兹“欲望主体”向韩炳哲“功绩主体”演进，自主性渐失；对社会诊断各有侧重，福柯着眼秩序构建，德勒兹聚焦社会转型，韩炳哲关注精神困境。这些理论为社会学、近代史研究提供多元视角，助于剖析社会分层、群体关系、权力变迁等，为理解当代社会复杂现象、个体生存境遇筑牢理论根基。
本文作者：受过哲学训练的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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